[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25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劳工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战胜自由党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高等选举法院数据显示，在已统计完毕的93.82%的选票中，卢拉的有效票得票率为51.69%，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48.31%。
此前博索纳罗势头强劲，一度被外界认为将赢得大选，而博索纳罗家族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弗拉维奥本人也曾赴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并主张改善对美关系，因而外界认为这位亲特朗普的右翼候选人若最终胜出，巴西可能会追随美国、疏远中国。然而，美国昆西研究所却在本文中给出了不同的结论：
第一，即便是亲美政府也并不意味着长期追随。无论军政府还是民选政府，巴西不同政治力量都曾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抵制其对本国选择的约束，意识形态接近并不能消除利益分歧。第二，中美对巴西都很重要，无法简单替代。中国不仅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相关经贸利益还连接着农业、矿业及其背后的地方政治力量，任何巴西政府都难以承担疏远中国的代价。第三，美国施压可能适得其反。关税与制裁可能促使巴西国内力量围绕主权问题形成共识，推动巴西借助中国对冲压力，这又加深美国的疑虑，形成相互强化的“三角平衡陷阱”。
因此，该文主张，巴西应更主动地明确对中美合作的目标与边界，美国则需放弃以政府更替换取战略服从的期待。两国关系能否稳定发展，仍取决于美国能否接受一个愿意合作、同时坚持自主的巴西。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阅读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结构性错位与施压的限度：
特朗普与巴西2026年大选
▲ 卢拉（左）和弗拉维奥（右），图源：法新社。
1 巴西会追随美国吗？
一股保守主义浪潮正在拉丁美洲蔓延。自2025年以来，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都相继选出右翼政府，它们大多都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目光转向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10月4日，巴西完成了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第七次竞逐总统职位的现任左翼总统卢拉获得45.16%的有效选票，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自由党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以47.03%的得票率取得微弱领先。由于两人均未获得过半有效选票，他们将于10月25日展开第二轮对决。弗拉维奥的首轮领先引发了一个疑问，这位亲特朗普的右翼候选人若最终胜选，是否会推动巴西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而在本文作者看来，即使右翼政府执政，并不意味着巴西会自动追随美国。在美国和巴西之间，还横亘着诸多现实制约，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远超美巴贸易；巴西亦是拉美地区最具国际抱负的国家，数十年间始终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一个以大豆、铁矿石与原油出口支撑经济运转的大国，不会仅仅因为换上一届更亲美的政府，便轻易让渡经济命脉与政治自主。
作者认为，美国应当正视一个事实，无论第二轮投票结果如何，巴西都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并非针对某位特定候选人的判断，而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巴两国关系的总结。从瓦加斯、军政府到卡多佐，再到博索纳罗，美国曾屡次寄望于一个“合适”的巴西政府能够带来持久追随，这一期待却一再落空。巴西历届政府，无论意识形态左或右，最终都得出相近的结论，与美国合作固然有益，但巴西必须保有依据自身利益行事的自主空间。
2 百年美巴关系，华盛顿为何屡屡失望？
早在“美国世纪”到来之前，巴西就已主动向美国靠拢。1905年，时任巴西外长的里奥·布兰科男爵将巴西驻华盛顿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希望通过与这一正在崛起的西半球强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提升巴西的国际地位。然而，美国并未充分回应巴西对深化伙伴关系的期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双方围绕大宗商品发生争端时，美国更看重这段关系的商业价值，而无意将其发展为真正的战略联盟。
此后的巴西政府开始在合作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20世纪30年代后期，瓦加斯总统（1930—1945年、1951—1954年在任）一边发展对德关系，一边与华盛顿谈判，最终争取到美国为巴西钢铁工业提供资金。二战期间，巴西又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并派遣地面部队参战。但密切的战时合作并未使双方长期保持政策一致。瓦加斯战后重新执政，将国家控制战略资源作为重要目标，推动维护本国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到库比契克总统（1956—1961年在任）执政时，双方对合作重点的不同理解更加明显。1958年，他提出“泛美行动”（Operation Pan-America），主张相较于颠覆活动，长期贫困才是拉美面临的更深层威胁，希望争取美国支持地区发展。美国最初回应有限，直到古巴革命改变了其对地区安全的判断，才重新重视对拉美的发展援助。可见，巴西迫切需要的发展支持，往往要等到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考量时，才能获得更积极的回应。这些经历让巴西决策者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支持固然宝贵，却不能指望美国总与巴西利益一致。
双方的利益分歧，并未随着一个反共、亲美政权的上台而消失。1964年，在美国支持下上台的巴西军政府迅速与华盛顿建立密切关系，双方似乎拥有了“更牢固”的政治基础。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盖泽尔政府（1974—1979年在任）开始推行更自主的务实外交，不顾美国反对与西德签署核技术协定、承认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并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为军事援助附加人权条件，巴西又因不接受这些条件而终止了双方的一项军事援助协定。由此得见，一个最初追随华盛顿的政权，最终也开始抵制美国对本国选择的约束。政治立场上的亲近，仍无法消除双方在发展目标与自主权上的分歧。
巴西的自主诉求也延续到了经贸领域。20世纪90年代，与美欧领导人私交密切的卡多佐总统（1995—2003年在任），仍坚持将美国农业补贴纳入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导致该谈判在其任内几乎停滞不前。卢拉总统（2003—2011年、2023年至今在任）上台后，继续迟滞巴西认为不利的自贸区安排，2005年，他与南方共同市场（Southern Common Market，Mercosur）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一道，阻止为谈判制定新的时间表。但在巴西具有产业优势的乙醇领域，他又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合作协议，希望凭借本国的技术与生产能力，在合作中争取更有利的位置。
博索纳罗总统（2019—2023年在任）向美国作出的让步，比当代任何一位巴西总统都多。他试图通过更大幅度的让步，以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换取美国支持。2019年，他同意放弃巴西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以争取美国支持巴西加入经合组织（OECD），同时给予美国公民免签待遇，并允许美国企业使用巴西的阿尔坎塔拉发射场。然而，美方对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的支持一度迟滞，特朗普总统又在当年年底以巴西货币贬值损害美国农民利益为由，施加钢铝关税压力。即使向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并与特朗普保持密切私交，博索纳罗总统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政策突破。依靠让步与私人关系争取美国支持巴西的长期战略目标，终究有其限度。
美国也曾通过施压促成巴西的政策调整。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针对巴西的计算机市场保护和药品专利政策采取制裁措施。此后，巴西逐步开放计算机市场，并加强药品专利保护。但当美国的要求超出具体经贸争端，触及巴西国家机构的运作和外交自主时，施压的政治效果就可能发生变化。巴西领导人可以将争端转化为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反对派公开支持美国要求的政治代价也随之上升。巴西并不是不会在压力下让步，但政策的调整难以自动转化为政治和战略上的追随。一旦施压使维护主权成为国内共同诉求，美国迫使巴西靠拢的空间反而可能收窄。
这些经历使巴西领导人逐渐学会区分伙伴关系与依附关系。即使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一区分仍然延续。巴西谋求自主，并不等于拒绝与美国合作；它所抵制的，是美国的过度干预。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关税、制裁以及针对巴西国内政治的压力，使这条长期存在的界线再次受到考验。美国能否借此改变巴西的选择，取决于这些压力如何作用于巴西的国内政治。
3 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工具箱
自2025年7月以来，美国对巴西的政策极不稳定，贸易施压与围绕巴西国内政治的外交压力相互交织。围绕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遭起诉的相关行动，特朗普政府对巴西政坛要员实施制裁，并撤销其签证。与此同时，美国还援引本国贸易法的“301条款”，针对巴西部分出口商品采取措施，经贸工具成为双边争端中的施压筹码。安全议题则为美国提供了另一条介入途径。特朗普政府将巴西最大的两个犯罪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首都第一司令部”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可能由此为美国干预创造依据。这些措施合在一起，标志着延续两百多年的美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不再只是对巴西的贸易或外交政策提出异议，而是直接介入巴西国家机构和国内政治的争端。
但施压也伴随着反复。美国解除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的制裁后，仅过数月便考虑重新实施。在这些时而加码、时而缓和的举措背后，似乎始终存在一个假定：只要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巴西政府最终就会让步。
然而，压力在巴西国内产生的政治效果，取决于它所针对的议题。关税和围绕司法机构的争端，给了卢拉将美国施压转化为主权问题的机会。当维护国家自主成为共同诉求，反对派公开支持美国要求的政治代价也会上升。2025年，巴西国会一致通过《经济对等法》，授权总统反制外国单方面加征的关税，便体现了这种反应。可见，在关税和制裁议题上，美国试图迫使巴西政府退让，反而可能促使巴西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反对外部干预的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公共安全却使卢拉面临另一种处境。美国将两大犯罪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直接引发了巴西对外部干涉的警惕。卢拉可以拒绝美国干涉，却无法回避打击犯罪的现实诉求，因为这是巴西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如果卢拉政府对美国干涉的抵制过于强硬，反对派就可能指责其对有组织犯罪态度软弱。因此，卢拉政府不得不做出极具拉扯感的举措，一边反对美国将这些团伙列为恐怖组织，一边努力强调愿意深化打击犯罪组织的合作。
作者据此判断，特朗普政府可能逐渐转向更有针对性的施压：将更多筹码集中于有组织犯罪和公共安全等卢拉较难抵制的领域，同时在贸易与司法争端上保留谈判余地。然而，这种选择性施压或许能改变政治代价的承担者，却无法化解两国利益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4 美巴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美国和巴西在一些根本利益上的分歧，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日益突出。
首先是贸易与产业发展。据美国农业部介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牛肉、咖啡、食糖和橙汁出口国，如今已成为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重要竞争对手。同时，巴西还希望改变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地位，向精炼过的矿产品、加工食品和制成品延伸。在作者看来，美国却更希望巴西继续提供未经加工的矿石和谷物，停留在美国供应链的底端。可见，巴西谋求自主产业升级的目标，与美国对这段经贸关系的期待并不一致。
其次是国际地位。八十年来，巴西一直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获得与本国规模相称的国际话语权，它也重视通过多边机构限制大国随意采取单边行动的空间；而美国则坚决维持其在西半球乃至更广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对华立场则最鲜明地呈现了双方优先目标的冲突。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710亿美元，相当于巴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是巴美贸易额830亿美元的两倍多。其中，中国购买了约1000亿美元的巴西出口商品，约占巴西出口总额的28%，美国购买的金额则为376亿美元。两组贸易关系的规模差距清晰可见，无论巴西国内哪个政治阵营执政，巴西很难以对美合作替代对华联系。
▲ 2025年巴西与中国、美国的贸易关系，图源原报告。
这种约束还来自于出口结构。2025年，大豆、铁矿石和原油占巴西对华出口的74.2%。巴西出口的大豆约八成、铁矿石约七成、原油近一半都销往中国，要为如此庞大的出口量寻找替代市场极其困难。这些贸易所牵涉的利益群体，从马托格罗索州的大豆种植者到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矿业社区，都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范围远超现执政党劳工党的传统支持基础。因此，即使一位更亲美的总统上台，也必须考虑疏远中国对这些产业及地方利益的冲击。
▲ 2025年巴西各类商品出口中销往中国的比重（按数量计，%），图源原报告。
但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西半球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需要应对的战略安全问题。巴西重视的经济伙伴，恰恰是美国警惕的战略竞争者。这种警惕也超出了特朗普个人或共和党的立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历任司令都曾向国会警告，中国在该地区参与的港口和电信设施可能被转为军用。拜登政府时期，参议院民主党人推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时，也明确将其定位为制衡“中国日益积极地扩大在西半球影响力”的举措。2026年4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名共和党议员与一名民主党议员，又围绕同一议题共同提出联合决议案。美国国内对中国地区影响的担忧，已形成相当稳固的跨党派共识。
问题在于，美国常常将巴西保留自主外交空间的努力，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当这种误读延伸到中国问题时，巴西维护自身经贸利益的选择，也容易被理解为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原本可以协调的伙伴关系，可能被推向要求巴西选边的最后通牒。如果美国不重新审视这种认识，即使特朗普下台，这种误读也可能以其他形式延续。美国施压之后的出口流向的变化，使这一矛盾更加具体。2026年1—7月，巴西对美出口下降12.2%，对华出口却增长近20%。作者据此认为，美国关税威胁不仅未能阻止巴西深化对华关系，反而加快了这一进程。
5 巴西的困境：如何走出三角平衡陷阱？
面对美国的关税与制裁，卢拉政府越来越多地借助中国争取回旋空间。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应对也可能加深美国对巴西战略走向的疑虑，进而招致更多压力。巴西由此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三角平衡陷阱”——用来缓解美国压力的合作，反过来成为美国继续施压的理由。
中巴合作本就有着独立于这些争端的基础。2025年5月，卢拉访问北京期间，中国企业宣布计划在巴西投资约47亿美元，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扩大基础设施和贸易合作。卢拉当时表示，中国正努力同那些过去三十年来被许多国家忽视的国家开展经贸往来，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对于希望引资发展的巴西而言，中国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合作机会。而随着美国压力加大，这段关系又成为巴西对冲美国施压的依托。2025年8月，美国对巴西出口商品加征50%关税数日后，卢拉便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6年7月，在美国持续数月施压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通话，讨论中国与南共市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以及扩大双方在人工智能、卫星、关键矿产和化肥领域的合作。中国也支持巴西反对外部干涉的立场。
作者认为，这些选择对巴西而言，短期内或许合乎理性，却可能强化美国最初施压的战略焦虑。巴西借助中国维护自身的选择空间，美国却可能将其视为巴西进一步“靠近”中国的迹象。在这样的判断下，美国更容易继续寻找施压筹码，而巴西也就更有理由扩大对华合作。双方各自认为合理的回应，最终可能使关系陷入不断升级的猜疑螺旋。
不过，中国在巴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形成全面的战略协同。中巴关系的根基主要是深厚的经济联系，防务合作的发展仍较为审慎。一项关于中巴防务合作的研究指出，21世纪初以来，两国军事联系有所扩大、制度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仍受到战略利益和政治理念差异的制约。巴西有理由保留这些边界，避免经贸合作被进一步转化为对某一方的战略依附。与此同时，借助中国追求自主，也可能产生新的约束。国际关系学者Joel Atkinson与Rute Ester Brasileiro da Silva指出，巴西借助中国谋求自主，也可能形成新的依赖，反过来限制它所追求的自主。
因此，作者指出，巴西的利益在于保留同时与中美两国打交道的空间，避免以对中国的依赖替代对美国的依赖。每逢美国施压便进一步靠近中国，能够缓解一时的困境，却难以形成稳定的自主。要走出这一循环，巴西需要更主动地确定两组关系的目标与边界，美国也需要调整对巴西战略选择的期待。
对巴西而言，关键是主动设定并恪守几条清晰的红线。作者建议，巴西应明确对华防务合作的限度，同时坚持自主决定对华经贸关系的条件。前者向美国表明，深化对华合作并不意味着全面的战略靠拢；后者则明确，改善对美关系不能以牺牲对华经贸自主权为代价。这些稳定、可预期的边界，有助于减少中美双方对巴西战略走向的猜疑，也使巴西能够按照自身目标经营两组关系，减少在外部压力下被动调整的需要。
对美国而言，首先需要放弃寻找“合适的”巴西政府、以此换取长期追随的期待。发挥影响与促成服从，是两种不同的目标。美国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却无须将巴西主权摆上谈判桌。作者建议，美国应将围绕巴西司法机构的争端移出双边议程，并把“301条款”下的贸易争端与针对巴西国内政治的施压分开处理。同时，双方需要建立不依赖总统私交的沟通渠道与争端解决机制，包括畅通的外交渠道、务实的防务对话，以及处理商业纠纷的机构，如此一来，具体分歧才不至于轻易升级为对整段关系的否定。
上述做法既不要求美国放弃施压筹码，也不要求它接受巴西的每一种立场。国家之间本就会讨价还价、相互施压、以求维护自身利益。关键在于，所追求的目标是否确实能够通过施压实现：贸易条件、安全合作、技术与能源项目，都存在协商空间，但要求巴西交出对本国政治秩序和外交选择的决定权，则很难奏效。中国问题最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困境：巴西不会仅仅因为美国视中国为威胁，就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美国若希望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就需要拿出符合巴西发展需要的投资、技术和市场机会。
6 两场大选，能否改写中美巴关系？
世界瞩目的巴西大选即将落下帷幕，无论是卢拉连任还是弗拉维奥上台，两人都须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维持对美关系的同时，保住巴西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及自身的外交空间。
▲ 当地时间10月18日，巴西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与卢拉出席决选前的总统辩论会。图源：欧洲新闻图片社。
如果卢拉得以连任，大概率会延续现政府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在不同领域同时争取中美两国的合作。2026年8月，卢拉政府公布的人工智能计划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合作范例：华为与科大讯飞参与里约热内卢的超级计算项目，英伟达则参与另一项高性能计算项目。巴西政府将这两个项目都表述为增强国家技术能力的整体布局的一部分，而非在相互竞争的外国伙伴之间被迫选边的应对之举。
如果弗拉维奥胜选，其右翼立场以及博索纳罗家族与特朗普的关系，可能缓和美巴双方的政治对立，为妥协与合作创造条件。但更亲美的总统，同样难以承担疏远中国的经济代价。中国作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的地位，不会因总统更替而消失，相关产业及其背后的国内利益也会继续影响政府决策。
他的父亲、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经历，已经显示出这种约束。尽管博索纳罗竞选时对华措辞强硬，他仍于2019年访问北京，此后也未在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压力下，将华为排除在巴西5G建设之外。对华态度可以随着政治需要调整，但涉及市场、投资与技术的具体选择，很难完全服从意识形态。因此，弗拉维奥政府或许会改变巴西的外交措辞和优先事项，却未必能促成持久的地缘政治转向。
巴西大选之外，2028年美国大选同样会影响这段关系。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减少依赖总统私交和胁迫手段，接受巴西同时与中美开展合作，巴西维持平衡的空间就可能扩大；但如果美国仍将西半球伙伴在对华问题上的追随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无论巴西由谁执政，类似的压力与反弹都将可能重演。美国越早接受巴西不会只因选出一位“合适”的总统便成为可靠的附庸，两国就越有机会建立一种不因国家领导人更替而动摇的关系。
*本文编译自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于2026年9月发布的文章，原题为“Structural Misalignment and the Limits of Pressure: Trump and Brazil’s 2026 Election”，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文中选情信息由编译者据后续报道补充。
文｜Andre Pagliarini、Feliciano Guimarães
编译｜肖思航
来源｜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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